5月1日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文章提出要注意劳工的三件事，即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动全收权。指出：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文章强调：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劳工的三权问题无论怎样不注意，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这篇文章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46年5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练兵的指示。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三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 

 

5月2日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报告还汇报了以永新为中心深入开展工作的策略：对内建立军队的党组织和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

1937年5月2日－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张闻天致开幕词指出：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应该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对日抗战。而巩固我们的党，现在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

 

5月3日

 

1932年5月3日 ，毛泽东在漳州复电中共苏区中央局。电报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并陈述了两点理由：（一）三次反“围剿”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二）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做前提。在现时敌我形势和我军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的打击粤敌。

1949年5月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华东局，及有关负责人电，提出入城部队必须遵守城市纪律。电报指出：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要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不许再有违犯。电报还要求各军不得对外交问题随意处理。十六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布指示，作出了十二项规定。 

 

5月4日

 

1928年5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砻市举行的庆祝朱毛两军会师并宣布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这次两军会师具有历史意义，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任务是：（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1987年5月4日，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曼内斯库。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世界总的趋势是和平力量在发展，特别在欧洲。第三世界是和平力量的主力。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谈判上，和平力量应该团结起来。从全局看，在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仗打不起来。我们不要丧失这个时机，而要利用这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和平时间好好发展自己。我们的力量越发展，这个仗就越打不起来，从而维持更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即使不说是永久的和平。对第三世界和整个欧洲来说，发展自己同维护和平是一回事情。

 

5月5日

 

1948年5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同陈毅、粟裕等商讨渡江问题后，本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电。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关于粟裕兵团的作战地点和任务，中央军委曾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决定由粟裕率领兵团的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先在湘赣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然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挺进闽浙赣地区，如此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的国民党军回防江南，迫敌处于更加被动地位。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的电报中，提出三个渡江方案：一是休整半个月后，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二是在二、三、四月进入伏牛山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休整一个月，然后渡江；三是二、三、四月在伏牛山、长江之间作战，五月北返，休整两三个月后在秋季渡江。二月一日，毛泽东又就渡江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同意粟裕率三个纵队赴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四月十八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暂缓渡江，认为三个纵队渡江后不一定会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回防，反而分散了自身兵力，加上其他不利条件，不如继续留在中原作战为好。四月三十日，经中央开会讨论，粟裕的建议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采纳。此后，中原战场我军取得重大胜利，为即将到来的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国防高等研究院代表团时，谈到中国的军事战略指出：我们赞成法国拥有自己的核力量，拥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包括常规力量。我们中国也要拥有这方面的力量，但我们不同美国和苏联竞赛，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花不起那么多钱。我们的战略是防御性的。三十年来，我们在加强军事力量上从未放松过。在谈到中国的现行政策时指出：中国人民吃够了落后的苦头、混乱的苦头，所以我们提出要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谁不这样做，谁就要被人民打倒。我们的政策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在谈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时指出：搞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还有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可以从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和日本引进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也可以取得相当多的国际资金。这个国际条件是我们建国以来前二十年所不具备的。在这方面，我们要采取开放政策。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不管是同外国公司搞补偿贸易也好，外国厂商在中国设厂也好，中国增加的收入都归全民所有，所以不会发生改变政治制度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有好的东西，如一些管理方法，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些青年受资本主义一些腐朽的东西的影响是难免的，我们要进行教育。什么都怕，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5月6日

 

1982年5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武装部队总司令多伊时，介绍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我们现在正一心一意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有二百五十到二百六十美元。我国人口多，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一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一千亿美元。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型项目。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这个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2020年5月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用好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围绕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重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要坚持预防为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5月7日

 

1960年5月7日，毛泽东同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谈话。谈话指出：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不仅蒋介石怕我们，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又指出：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

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提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指出：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高兴。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5月8日

 

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对会议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回答。谈到和平问题时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谈到民主问题时指出：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谈到革命前途问题时指出：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谈到干部问题时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谈到党内民主问题时指出：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谈到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时指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谈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时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这个结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1978年5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墨西哥国防部长加尔万时指出：未来战争主要还是常规武器的战争，而不是原子战争。因为原子弹破坏力太大，敌人不敢轻易使用原子弹，投了原子弹，把建筑物、资源都破坏了，这对敌人不利。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想掠夺别国的资源。如果资源都破坏了，他们还占领别国领土干什么？原子弹要有一点，我们拥有原子弹，目的是自卫。我们主要还是发展常规武器。 

 

5月9日

 

1952年5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为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退补的比例，我们认为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这样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应说服干部和工人，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指示强调：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标本兼治，经常抓、见常态，深入抓、见实效，持久抓、见长效，通过立破并举、扶正祛邪，不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成果，努力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