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提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电报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与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因此，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示提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此前，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4月22日
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复信何克全。信中指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1947年4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电报指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四卷。
4月23日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做准备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4月24日
1939年4月24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讲话指出：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系统地总结了抗战中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斗争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
4月25日
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宣言表示：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还提出了五个条件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
1945年4月25日，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军事报告。报告分抗战八年，论解放区战场，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今后的军事任务和结束语五个部分。报告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分析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并从建军原则、兵役制度、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军队指挥等方面，阐述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还指明今后的军事任务。
4月26日
1939年4月26日，朱德致电陈光、罗荣桓。电报指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是我坚持华北抗战与争取政治影响的重要方针之一。此次敌对华北各地区之“扫荡”气势逐渐发展，以城镇为据点，以图根本肃清我军或根本危害我之存在与活动。估计此种毒计实现不可能。我以较多兵力继续在平原坚持游击战，仍有可能亦为必须。非万不得已时我各区部队不应轻易离开根据地。
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谭震林关于淄川、博山、张店、周村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报告的批语。批语提出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指出：这个报告在说到企业的正式管理委员会时，只说由经理、工会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
4月27日
1957年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请你们注意，对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要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这个指示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2010年4月27日 ，胡锦涛在二○一○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他指出：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重要最基础的工作。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行政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广大劳动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完善劳动保护机制，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
4月28日
1935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会议上发言。发言指出：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电报就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指出：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美、英军舰已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4月29日
1939年4月29，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口号是长期抗战。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动员全国一切力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可能被坏蛋利用为压制革命势力。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1980年4月29，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台制片主任鲍利等的电视采访时，谈到中国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对外政策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发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处理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一个国家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解决，都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尊重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共产党自己的选择。他们应该根据自己国家或地区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
4月30日
1931年4月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又一次召开会议，讨论反“围剿”问题。毛泽东就敌我形势、作战策略等问题作主报告。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整个战役各个歼灭敌人的连续作战计划，否定了“分兵退敌”的主张。会议认为，目前全国革命形势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第二群众好，第三地势好。敌人有这多弱点，我们有这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会议最后决定的策略是：坚决的进攻，艰苦的奋斗，长期的作战，以消灭敌人。红一方面军自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在十五天内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报告。报告系统地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总结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必须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认识清楚。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队伍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对队伍要作严格的区别。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司令官即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这篇报告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