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左传》里提到的“立德”“立功”“立言”，即品行、功业、学问，一直被中国人视为人生的三大目标。而其中“立功”的主要途径是出仕，这是中国古代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正途”。

秦汉时期，岭南地处偏远，入朝为官者堪称凤毛麟角。那么，早期粤籍官员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得朝廷青睐的？他们当时所处的官场风气与环境如何？其中的佼佼者又是如何成为集高风亮节、积极有为与倾世才学于一身的人格典范的呢？

今天，深藏于广州市海珠区下渡村东约一巷的一口古井，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

这口红砂岩古井形制古拙，铺有青砖麻石，居于民宅高楼林立环拥之中，虽貌似寻常，其实大有来头——这就是“杨孚井”。它的开掘者相传为最早有明确记载的粤籍京官之一，也是第一位著书立说、见于史志的广东学者杨孚，他的《异物志》第一次对岭南风物进行了系统性整理，因其中一部分采用四言诗体写成，故又被后人誉为“粤诗之祖”“岭南最古学人”。明清时期“岭南三大家”之一、著名学者兼诗人屈大均曾称赞他是“开吾粤风雅之先者”。（《广东新语》卷十二·诗语）

北上京师 察举入仕

公元75 年-88 年，是东汉第三位皇帝汉章帝刘炟在位时期。汉章帝效法父亲明帝推崇儒术治国，主张“与民休息”，政宽刑疏，大兴农桑，崇尚简朴，史称“明章之治”。

对于来自南海郡番禺县漱珠岗下渡头村的儒生杨孚（字孝元）来说，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就此降临。

在汉代，科举制尚未诞生，朝廷主要通过“察举”制度选拔人才，被举者经考试合格后，由政府量才录用。建初元年（76年），汉章帝诏令各地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随后（一说77年），杨孚获得举荐北上京师洛阳，通过了朝廷举办的“贤良对策”考核，官拜议郎，以皇帝身边参政议政的近臣身份，就此踏上东汉王朝权力中心的舞台。

然而，在他身后大约1500 年的漫长时光里，杨孚始终是一个隐而不现、存有疑窦的名字——正史无传，生卒年不详，《异物志》原著早佚。直到明代《广东通志》《百越先贤志》等方志中才出现其生平事略，他的高识博雅与清廉志行才逐渐浮出水面。

杨孚所担任的议郎，是秦时设立的职位，汉代因袭，主要的职责是“顾问应对”，对皇帝的言行进行规谏讽谕，辅佐治理，相当于高参和智囊。秦汉时期在政治制度顶层设计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便是初步形成了“监官”与“谏官”两大系统：前者自上而下，例如御史中丞代表皇帝纠察百官，刺史则受命周巡各地；后者自下而上，对君主的“人治”予以一定程度的干预、制衡。两者的职权范围既相互补充，又有重合之处，例如都可以检举揭发官员不法行径。东汉时期尚无专门的谏官机构，议郎隶属于光禄勋，官秩为六百石。虽议郎不掌实权，但因司职言论，故而实为权重要职。

直言极谏 整肃官纪

从《百越先贤志》等记载中可以看到，杨孚谏议领域很广，涉及军事、外交、人事、礼制等。譬如，在如何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杨孚提出“创造用武，守业尚文”，重申先帝“虏来则应，未尝先伐”的遗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不怕事，也不惹事”。

杨孚更重要的两项上疏内容，一是呼吁恢复旧制、孝治天下的国策。他倡导选拔孝廉，要求郡国之士诵读《孝经》，为汉和帝所采纳，下诏命令“中外臣民均行三年通丧”，对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尤其深远的影响。

杨孚的另一项主张便是整肃官场纪律，清除腐败痼疾。针对当时“郡邑侵渔，不知纪极，货贿通于上下，治道衰矣”的现状，他态度鲜明地指出“吏治必务廉平”，反对地方官搜刮、贿赂等不正之风，以廉洁作为考核和选拔官员的标准。这一建言也获得了汉和帝的认同，随即下令，禁止官员仗着官威假公济私，或曲解律令，中饱私囊，凡有违背者一律重罪。

事实上，“吏治必务廉平”可说是历朝历代的共识。据《周礼》所载，早在西周时期，就以所谓“六计”——“善”“能”“敬”“正”“法”“辩”来考察官吏是否贤能兼备，其中每一项都冠以“廉”字，以“廉善”为首。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在《管子》开篇中，将“礼、义、廉、耻”列为“国之四维”，把“廉”作为一项治国纲纪。现存最早的“官箴”文献——秦简《为吏之道》亦曾提到，“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是官员必备的素养要求。

到了汉朝，《汉书》记载，西汉文帝带头“躬修俭节”，重用廉吏，“官吏以饮食免”，反对大吃大喝。景帝明令禁止官员利用职权投机倒把从中渔利，否则“坐臧（赃）为盗”，按照盗窃罪予以量刑。汉武帝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舍利而取义”的价值观，使得统治者对清廉这一“官德”愈发看重。汉武帝还亲自为刺史“划重点”，开列了六种重点监督的违法行为，名为“六条问事”。

东汉时，为了遏制贪腐，中央对人事任免的管理日趋周密严厉，如贪墨者子孙三代不得为官。东汉桓帝时期还颁布了第一个明文规定官员任职回避的法规《三互法》。

著书明志 廉传后世

根据《百越先贤志》的说法，杨孚撰写《异物志》的初衷，也与其倡廉思想相关。当时南海郡属于交趾部刺史监察辖区。刺史每年夏天巡视岭南各郡的吏治民情，冬天回京表奏述职，举刺不法。不少地方官员以玳瑁等中原地区少见的特产“竞事珍献”，以此笼络、贿赂京官。杨孚在记录岭南草木、鸟兽、玉石等诸物种类、习性及用途之余，又故意以“异物”名之，实则是表达“讽切”之情。未料这本书却成了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的物产专著。

著名学者黄仁宇在《西汉与东汉——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谈到，统治者重申儒家宗旨，是为了“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正如《论语·学而》所言：“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崇“孝”的实质是教化臣民，不犯上作乱。同样，汉代官场的尚“廉”之风，也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这一目的。杨孚的一番诤谏，期望的是上行下效，最终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尽管无法摆脱时代和阶级属性的烙印，但其人其事对于今天反腐倡廉仍不乏借鉴意义。

杨孚晚年荣归故里，深得百姓拥戴，广州民间流传的一则轶闻可堪为证。传说杨孚从京城洛阳带回了两棵松柏植于宅前，有年冬天气候温暖的广州竟然下起了雪，雪满枝头的景象引得众人称奇。有人说，这是因为松柏思念北国家乡所致，青松覆雪正是杨公一生的写照，挺直如松，洁白似雪，从此尊称他为“南雪先生”。唐代诗人许浑所写的《冬日登越王台怀归》一诗中，就有“河畔雪飞扬子宅”的诗句。清代学者屈大均认为，广州市区南部之所以被称为“河南”，正是源于杨孚“河南飞雪”的典故。

另据清代同治年间刊行的《番禺县志》记载，杨孚故居遗址是因当地人在掘地时意外得一砖刻，云：“杨孝元宅”，从而得以被确认，但遗址砖刻出土具体时间不详。道光年间，还有一座为纪念杨孚而修建的“杨子祠”。在今天，“杨子宅”与“杨子祠”都已不存，唯有相传为其故居遗址后花园处的“杨孚井”，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经过精心修缮、清理，井底至今泉涌如故，水质甘洌。在有自来水之前，井水便是村民日常汲用之源。

距此不远处，便是广州著名的食街下渡路，人潮往来，市声喧嚷。蜿蜒的小巷尽头，一泓千年不腐的泉水，静静流淌于人间烟火最深处，以日以年，润泽一方。冰心化清流，故土为玉壶。或许对于一位辞世已近2000 年的广东先贤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归宿。